的新使命：再次迎战高通胀 挑战史无前例 (2)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尚处于破冰期，银行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一直受到政府最严厉的管制。但却选择在此时做了一件“最先吃螃蟹”的事情。他多方奔走，最终说服政府高层同意与国际上最知名的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合资组建中国第一家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包括现任美国财长鲍尔森在内的一大批国际著名金融机构的领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今天，注册资本已达1.25亿美元的中金公司已成为国内最负盛名和最具实力的投资银行，并成功举荐了一大批巨型中资公司在海外上市，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和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更大的考验和挑战还在后头。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是他选择了历史的话，这一次，却是历史选择了他。中国金融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把这一个名字推到了前台。

  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内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因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政府宣布破产倒闭。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此前，广国投和他的下属三家子公司在没有正真获得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向境内外多达一百多家金融机构大量借贷。后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审计，广国投总资产214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 147.45亿元。这其中，境外债权人数超过130家，金额近160亿元。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重要的公告，正式公开宣布关闭广国投。并决定：对广国投登记的境外债权人和自然人债务予以优先偿还。然而，在广国投的全部债务黑洞被完全掀开、债务规模远远超出中央政府最初预料之后，为了严肃整饬金融秩序，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决定让广国投彻底破产，以儆效尤，并按照国际通行的破产做法，对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不再对境外债权人的债务予以优先偿还。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一百多家境外债权人将自食苦果，其贷给广国投的巨额资金将血本无归。

  这一决定宣布后，世界哗然，广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国际压力，很多境外债权人更是大为不满，甚至扬言要状告中国政府。一场事关中国政府信用的危机在整个世界蔓延。在此紧急关头，已在金融领域初露锋芒的被紧急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全世界的金融界都在关注着，而深知此次困境非同一般。首先，长期以来，很多外国债权人认为，借给广国投的钱，就是借给广东省政府的钱，应当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政府最后应当负责偿还。此前，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国农村发展信托公司破产案时也是优先偿还外国债权人债务的。其次，广国投债务规模之巨，债权人数量之广，前所未有，几乎囊括了当时国际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影响极其巨大。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信用，给中国企业日后的国际融资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面对复杂形势，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当硬则硬、当软则软的策略和方针。抵达广东后，一方面，态度坚决地表明“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全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境外债权人如果愿意打官司，我们将奉陪到底”。

  另一方面，耐心做好说服工作，向债权人反复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早已悄悄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背景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而且，中国政府对广国投依法实施破产，正是为了整饬信用环境，严肃金融秩序，真正按商业规则办事，为外资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的努力没有白费，多数欧美债权人最终与达成了共识。他们都以为：广国投的破产说明，中央政府决心严厉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致力于金融改革，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中国防范源于国内的金融风险，对其日后在中国的投资会更加有利。

  2003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历时4年的广国投破产案已经审理终结，广国投的破产清偿率为12.52%。至此，这宗建国后最大的国企破产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不仅捍卫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威信，也避免了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界信用等级的恶化。

  事后，在总结这一“经典案例”时，把广国投破产案这一重大决策比喻为“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为全面化解金融风险“杀开了一条血路”。

  2000年，带着广国投之役的成功经验，声名大噪的回到了北京，就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对他而言，重回理论战线的从容或许能使他对实战经验有更多时间进行沉淀和总结。的确，暂时远离“战场”的从没有被人遗忘。2002年，当海南房地产泡沫完全破灭，正在艰难寻找新生之路的关键时刻，再次被人记起。

  2002年11月，来到海南，出任这个距离中国心脏最远的省份的一把手省委书记。人们希望这位“救火能手”能带着他昔日的“救火”经验，再造海南奇迹。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意外。上任仅仅5个月、刚刚摸清基本省情的正踌躇满志地谋划海南未来之时，一场发生在几千里之外的“非典型肺炎”(SARS)，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2003年4月，从海南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是自己熟悉的金融问题，而是与金融毫无干系的传染病危机。

  此时，由于公众未能及时获知准确疫情数字，疫情信息不畅，多数公众对这种神秘的致命病毒知之甚少，隔离和保护措施更是严重匮乏，因此导致疫情不断扩大。

  决心勇敢地揭开这个“盖子”。而揭盖子的后果则是：北京被感染SARS的患者数据和死亡数据比此前成倍扩大。从2003年5月初开始，几乎每天上百人的感染数量令整个国际社会震惊。“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北京现在每天上报中央的数字都是由我和同志一起签字的。”坚信，公开透明和实话实说，将是战胜SARS的一项重要法宝。“不想报喜不报忧，他喜欢说实话。”时任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的亨德里克贝克达姆(Hendrik Bekedam)也愿意这样评价这位新任的北京代市长。

  随后，再次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风格。他开始在北京执行最严厉的筛查和隔离措施，在全市各大医院建立专门的发热门诊。当他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座防治SARS的专门医院时，仅仅用了7天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就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投入使用。

  很快，2003年7月份以后，人们看到，电视上公布的SARS患者数量开始慢慢地减少。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回到正常状态，世界则再一次记住了这个名字。

  2004年2月21日，任代市长长达305天的高票“转正”。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命运已经与北京紧密相连。2007年10月，召开，被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一升迁不仅开创了中国在任的城市市长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先河，也开创了人生的新旅程。也正是从此刻起，人们对也有了新的“预期”。一个多月后，随着辞任北京市市长，慢慢的变多的人们相信，即将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被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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